人类也一样受到这些“不和谐”基因组的烦扰。以色列班古里昂大学的演化遗传学家丹·米什马尔(Dan Mishmar)发现,在携带某种遗传突变的德系犹太人中,线粒体与细胞核冲突会增加II型糖尿病的得病率。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神经学家简·威廉·他安曼(Jan Willem Taanman)的研究发现,在阿拉伯、以色列及西班牙家庭中,线粒体上的单突变会导致遗传性耳聋。然而,携带这些突变的部分后代中,其核基因的突变却能通过间接限制线粒体突变作用或者直接弥合突变来修复这个问题。利用带有这一突变的小鼠进行实验,结果证实:在线粒体故障的情况下,突变的核基因能够在耳蜗产生更多的能量来恢复听力。
其他科学家对此并没有这么确信。伦敦大学学院的演化生物学家布拉姆·柯伊伯(Bram Kuijper)是道林新理论的忠实粉丝,但他仍然想要看到更有力的证据。“我们对于大量有机体的线粒体突变率知之甚少。”他说道。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生物学家戴维·罗伊·史密斯(David Roy Smith)表示赞同:“尽管动物的线粒体基因组突变率通常比植物要频繁,但这是非常复杂的。最近的研究发现,同一种植物的线粒体基因组突变率会相差将近三个数量级。”柯伊伯希望能够在微孢子虫中验证这个理论。这种微小的寄生物是真核生物,但它们的线粒体在某种程度上仍停留在进化早期。“那微孢子虫有有性生殖吗?”他很好奇,“如果有的话,频率又如何呢?”而另一极端代表则是蛭形轮虫,一种拥有线粒体但可能并不采用有性生殖的小型水栖虫。曾因演化数学模型而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奖项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理论生物学家萨拉·奥托(Sarah Otto)认为,这种水栖虫很有可能是个例外,从而证明这一理论的错误性。“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蛭形轮虫仍采用无性的基因遗传方式。”她说道。但她觉得道林的理论也不无道理,有性繁殖的出现正是为了应对生物间的共生关系,而这种共生关系最终协同演化成了真核生物。奥托表示,当细胞被过多层膜所包裹,“基因交换会变得罕见,以至于演化出有性生殖系统的优势要远胜于代价高昂的劣势”。
这使得我们得以更全面地看待进化:有机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催生出改变的动力。“伟大的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告诉我们,进化过程中的每一个飞跃都是因共生关系而产生。”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如此说道。尽管戴森凭借物理学家身份而闻名,但他涉猎多种学科并著有《生命起源》(Origins of Life)一书。他解释说,一种寄主被寄生生物入侵,二者经过一番殊死搏斗,毫无意外地融合成了新生命。“由于寄主为共生体提供了生命支持,它才得以自由地进化,随机并迅速地获取或丢失一些遗传能力,并且如此罕见地创造出急剧改变寄主生活方式的新生命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