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的遗愿：面对终极的死亡，他们都会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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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

       1982年12月7日至2016年2月16日，美国得克萨斯州总共处决了534名死囚，其中417名留下了临终遗言。德国约翰内斯·古登堡大学的心理学家莎拉·希尔施米勒（Sarah Hirschmüller）和鲍里斯·埃格洛夫（Boris Egloff）利用一段叫“语言查询和字数统计”（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的程序，分析了其中大部分的内容，结果刊登在了今年一月的《心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杂志上。

       他们的最大发现，是这些遗言中包含了大量表达积极情绪的词语（9.64％），从统计上来说，大大超过了表达消极情绪的词语（2.65％）。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两位心理学家拿出了内容十分广泛的文本做对比，其中包括科学论文、小说、博客和日记（共包含了23173个人写出的1.68亿个词语）。文本中，表达积极情绪的词语平均占到2.74％，显著低于那些死囚遗言中的比例。研究者还做了一个试验，分出一组学生，假设他们即将死亡，并让他们写下自己的感想，与此同时也研究那些企图自杀的人留下的遗书。结果发现，与两者相比，死囚的遗书透露出更加积极的情绪。这个结果到底说明了什么？

       希尔施米勒和埃格洛夫认为，他们的数据佐证了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这个理论认为人一旦意识到自己难逃一死，就会在潜意识中产生恐惧，为了应对这种恐惧，会“多用积极情绪单词，使自己在想到死亡时，内心能获得安慰和防护。”如果真的如此，又怎么解释死刑犯和自杀者的遗书之间的不同？那些准备了结自己性命的人，照理也会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感到恐惧才对吧？

       两者的不同在于情境。我曾通过电邮向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弗兰克·苏洛威（Frank J. Sulloway）请教恐惧管理理论，他回复说：“在研究人类行为的时候，只要情境稍微变化，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成果。对于这类理论，真正棘手的地方不在于如何反演统计上的结论，而在于如何确认统计上的结论。这个问题以前曾在精神分析上出现过。精神分析有过一批狂热信徒，德国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等人后来写书批评这些人，说他们在验证精神分析理论的时候，完全忽略了一件事，就是除了他们的理论之外，同样的证据也可以证明别的理论。”

       对于囚犯的遗书，除了恐惧管理理论之外，还有一个理论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我们不妨称之为“情绪优先理论”（emotional priority theory）。当死亡来临，人的内心会专注于生命中更重要的情绪，其中最重要的两样就是爱和宽恕。爱是人类天性的一个基本情绪特征，它十分强烈，以至于在神经化学中，能找到催产素和多巴胺这样的对应物。罗格斯大学的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在《爱的分解》修订版中说，爱是一种强烈到使人迷醉的情绪，就像巧克力和可卡因。

       于是，我利用情绪优先理论对这417名死囚的遗书做了一番内容分析。我发现，其中有44％的犯人对自己的罪行致歉，或是在刑场请求受害者家人宽恕。更有70％的遗书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爱意。下面就是几个例子：

       ■  我的家人、我的妈妈：我爱你们。

       ■  我感谢每一位的爱与支持。大家都要坚强，谢谢你们向我诠释了爱、并教会我如何去爱。

       ■  我要对我的儿子们说我爱他们，我一直爱着他们。

       ■  我要向我的家人和亲属表示我的爱，因为你们给了我这么多爱与支持。

       ■  就像江河终会流回海洋，爱也终会回到自身。

       这些人不仅不恐惧即将来临的死亡，还有4成囚犯表达了对死后世界的向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要回家了”、“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了”、“我会在那儿等着你们”。恐惧管理论者反驳说，这是因为他们的恐惧已经深入潜意识，而积极情绪和死后世界的信仰只是表象。我倒是认为，承认一个人在死前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信仰，并且将自己的情绪和想法按轻重列出优先，这样的假设才是比较稳妥的。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