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高新区的诞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在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看来,国家高新区的诞生是以振兴民族经济为重任,掀开了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新的一页。
20年来,国家高新区改革体制机制,推动创新创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方面取得巨大成绩,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支撑、区域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引擎。科技引领经济发展的星星之火正形成燎原之势。王德禄一直关注着国家高新区这块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
国家高新区为新经济发展开辟新空间
1988年5月国务院批复《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位于中关村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由此诞生。同年,国家火炬计划正式实施。1991年3月,《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正式发布,批准经国家科委审定的26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2年11月,国务院批准增建25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至此,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高新区总数增至52个。此后,经国务院批准,1997年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成立,2007年宁波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2009年湘潭高新区、泰州医药高新区先后升级为国家高新区。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2010年9月和11月国务院先后两批批复27家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截至目前,全国共有83个国家高新区。
“国家高新区20年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新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空间。”王德禄表示,“新经济有三个表现:一是创业,创业是新经济的动力学;二是孵化,孵化是新经济的生物学;三是集聚,集聚是新经济的生态学。国家高新区恰恰走的就是创业、孵化、集聚的发展模式。”
谈到国家高新区的发展,王德禄以创业为例分析,创业充分激发了经济活力,在我国当时的工业经济中开辟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片绿洲。而由创业集聚所形成的经济才具有新经济的特点,才具有业态创新的动能。也正是因为创业,才有了孵化、集聚的后续发展模式,才诞生了联想、华为、方正、阿里巴巴等企业,才形成了电子信息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另外,在国家高新区的发展历程中,新经济与城市化不断结合,形成了最适合创新、创业、生活的发展环境。国家高新区的建设使我国经济跨过了重化工时代,走出了一条科技、产业和城市化三者相结合的发展道路,这也充分体现了火炬计划推出时取“火炬”之名的寓意。
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意义深远
“如果说2009年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开篇之年,那么2010年就是中关村示范区建设的攻坚之年。”王德禄对于全国首个国家高新区的发展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和重点研究。他认为,中关村要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积极探索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条例没有将风险投资企业同一般的国有企业区别开来,并始终实施“谁投资谁所有”的产权原则,因此第一代创业者始终不能持有股权,大多未能分享企业发展的收益。王德禄认为,应该形成与美国硅谷类似的风险投资企业产权制度,建立完善创业者与风险投资商共享产权的基本机制,让中关村的创新经济能够实现循环运作并真正发展起来,使中关村成为名符其实的自主创新示范区。
二是积极推动创业专门化。中关村虽然有苏启强、王志东这样的多次创业个案,但这是形势使然,除此之外再创业的少之又少。王德禄认为,需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在中关村诞生更多的系列创业者,推动系列创业者、职业经理人和风险投资人这三个专门化团体的发展。
三是大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与美国硅谷相类似,中关村在我国新兴产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中关村前期更多的走的是跟随型道路,但如今新兴产业在中关村的诞生距其在发源地诞生的时间差距越来越短,这为我们取得新兴产业主导权奠定了基础。”王德禄认为,未来,中关村应深入地进行产业试错和选择,大力鼓励在产业集群中诞生全球性的新兴产业,尤其是新业态的新兴产业。
四是推动核心区的集聚发展。海淀新区环境优美,同时又靠近智力密集的中关村高校聚集区,有与硅谷起步时非常相似的自然和科教环境,适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向硅谷发展的潜力。对此,他认为要大力发展以中关村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为代表的海淀新区,将之打造成为中关村下一步发展的核心,使中关村成为真正的“硅谷”。
把握好高新区升级大趋势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经济体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以科技创新、自主发展为核心的国家高新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却相对较小,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这深刻地揭示出以科技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2010年9月和11月国务院先后两批批复27家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
“此前的56个国家高新区是远远不够的,我国还需要更多的国家高新区来全面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保增长"的目标。”王德禄表示,适时启动省级高新区升级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国家高新区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沿阵地,从这个意义上看,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将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充分发挥高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此外,省级高新区升级将为我国塑造更多的区域品牌创造条件,全面提升我国的产业竞争力。
“升级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通过升级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高新区、壮大高新技术产业的积极性,赋予高新区更多的职能以及更优惠的政策,进一步完善高新区发展环境,从而促进高新区的发展。”谈到国家高新区下一步发展,王德禄认为,国家高新区还要继续进行几个方面的探索。一是发展空间,要进一步强化专业园的模式,同时探索新的模式;二是资金通道,要为天使投资的集聚和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三是产业研究,要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加大在产业研究上的投入;四是全球链接,要大力推动国家高新区中的专业园做好全球链接。
“归根结底,国家高新区要做的事情就是创业、孵化和集聚,但这三件事要随着高新区发展不断提升。”王德禄表示,创业方面,要培育拥有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家,诞生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技术和产品;孵化方面,要形成全要素多维度的孵化,除了要有很好的创业载体外,还要有发达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集聚方面,要建立全球链接,主动参与全球分工,并且与全球创新对接,打造全球创新高地。
加强战略研究是国家高新区制胜之道
战略研究是对未来发展的一种战略性判断、选择与设计的过程,包括战略分析、问题诊断、战略目标确定、战略路径设计、战略方向选择和实施策略升级等环节。
“对国家高新区进行战略研究,有利于在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中明确国家高新区产业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提升高新区发展效率,推动高新区又好又快发展。”王德禄执掌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作为一家民营战略咨询机构,在十余年的咨询实践中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满足国家高新区发展需求的战略研究方法与工具,为国内众多国家高新区管理部门提供咨询服务。
“国家高新区需要战略研究,这是区域产业选择和区域空间布局的需要,也是机制体制创新的需要。”王德禄对此进行了详解。
一是重点加强产业研究。产业研究是产业发展的关键,对新兴产业而言产业研究更为重要,不仅要做好前瞻性的预测和研究,尤其是要针对细分领域做好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竞争态势分析。王德禄认为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产业研究支持产业发展的做法,如进行产业研究,明确产业发展的方向;成立专门化的产业促进机构;设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加强对产业发展的评估。
二是重点做好规律研究。区域发展都有其基本规律,国家高新区的发展也是如此。王德禄表示,这些年的咨询经验表明企业成长规律、产业组织规律、产业价值链规律、创新集群规律、产业与城市功能耦合规律等都有助于推动国家高新区的科学发展。重点做好规律研究,其本质就是要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提升发展效率。
三是建立一支战略研究队伍。国家高新区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必须重视战略研究的阶段。不同的国家高新区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战略研究。实力雄厚的国家高新区可以建立自己的战略研究队伍,成立战略研究院、研究中心,协助研究,帮助决策。例如,武汉东湖高新区设立战略研究院就是一个成功范例。此外,国家高新区也可以与实力雄厚的研究咨询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联合成立园区研究中心,或者就园区战略问题委托具有丰富经验的咨询机构进行战略规划研究,这将成为国家高新区加强战略研究、推动科学发展的常规方式。
王德禄,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知名战略咨询与知识管理咨询专家。主要从事企业战略、区域战略、产业战略和科技战略研究与咨询工作,先后主持过数百项企业战略咨询与政府决策咨询项目。曾参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规划编制,对高新区产业发展和区域创新有丰富经验。 |